12月13日《南方工报》刊登了三篇工伤劳动者的维权诉求。

　　一篇是东莞市宏远酒店有限公司原保安谢先生的投诉。他入职该公司从事保安工作，9月3日从工作岗位前往单位饭堂时，途经二楼到一楼的斜坡时摔倒，导致右手受伤，被诊断为“右手指DIP关节（远侧指间关节）脱位”，经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。公司可能感到会造成一定的残疾，便找了几个理由马上辞退他，他被迫签署了《解除/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》。现在他的右手小指不能弯曲，对生活造成一定影响。律师认为，工伤职工伤残鉴定下达前，用人单位解除工伤职工的劳动关系，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嫌疑。若鉴定确定劳动者存在伤残等级，用人单位除依法支付工伤赔偿外，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，还需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。

　　当工人工伤被认定后，有些用人单位在工伤伤残等级鉴定前，就匆忙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。其实，如果工伤职工鉴定出伤残等级后，用人单位的责任是跑不掉的。但因已与用人单位解除了劳动合同，工伤职工讨要工伤待遇会遇到诉讼程序麻烦。还有更恶劣的，有些民营小企业的老板看到工人受到严重工伤，在工人治疗工伤期间，就把所有的资产转移。早年洛阳市就曾发生过一起严重的职工工伤事故，老板把厂里的机器设备和流动资金都转移到他儿子开办的企业，宣布工厂倒闭。当工伤职工伤残等级鉴定出来后，企业已空空如也，工伤职工赢了工伤赔偿官司，却执行不到分文。

　　一篇讲述了61岁的邓某，经人介绍到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106国道工程项目工地干活儿。11月14日，他乘坐的三轮车掉到路边的沟里，他6根肋骨骨折。邓某无钱做固定骨折部位的手术，只好回河南老家养病。包工头和承包商一起向他支付了2万元作为赔偿。律师建议，如果老邓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，可以按雇佣关系打民事赔偿官司，要求包工头和工程发包单位负赔偿的连带责任。

　　2005年有文件规定，建筑工地受雇于自然人的工伤农民工，用工资质的发包工程方，承担工伤农民工的责任。但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21条的规定，又把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划在劳动关系之外，等于不能认定工伤。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，依《劳动合同法》44条的规定，认为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工伤农民工，超过退休年龄依然和用人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，工伤认定机构应当做工伤认定。工伤赔偿是无责任赔偿，与民事赔偿不同，民事赔偿当事人要划分责任。

　　一篇是深圳某厂女工程晋美在工作时突然倒地，送医院抢救，在48小时内被判定脑死亡，家属要求继续抢救，但终告不治。家属要求工伤认定，因超过视同工伤的48小时死亡法定界线，人社部门拒绝认定工伤，双方在法院对簿公堂，两审裁决程某家属败诉。

　　问题的焦点，就是对死亡标准的认定。医学界有种观点，脑死亡是当今世界最权威最科学的判断死亡标准方法，但传统的临床死亡标准是心跳、呼吸、血压没有。法院只能尊重医院做出的死亡时间来执行法律规定。

　　从三起工伤维权的报道看，在工伤维权的过程中，要注意三大问题，既有要防范用人单位的侵权行为，也有法律和法规不一致时怎么去维护合法权益，还有需要研究依据什么证据“标准”执法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