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案情简介】

老刘原系北京某软件公司驻上海办事处销售经理，双方劳动合同期限至2015年10月31日。劳动合同到期后，老刘继续向软件公司提供劳动，但双方未能续签劳动合同。至2016年2月下旬，老刘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。此后，双方因2015年年终奖问题发生纠纷。老刘提起劳动仲裁，要求软件公司支付2015年年终奖以及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2月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等近10万元。仲裁机构经过审理，以《离职交接表》中约定“双方再无劳动争议纠纷”为由，驳回了老刘的全部申请请求。老刘不服该仲裁裁决结果，向法院提起了诉讼，主张《离职交接表》等离职手续并非其本人办理。

庭审中，软件公司提交了《离职办理委托书》以及《离职交接表》等一系列离职材料为证。其中，《离职办理委托书》载明，老刘委托“张某”全权代办离职事宜，《离职交接表》等一系列离职材料中“离职人”一栏亦显示有“张某代签”的字样。另《离职交接表》最末“离职员工申明”一栏明确载明“本人已经办理了全部离职手续，并且已经完全结清了同公司的账务、财务关系。我声明自本人签字之日起，公司不欠本人任何工资、奖金、费用补偿或钱财或任何形式的报酬，本人对公司不存在任何权利主张”。

老刘表示不清楚《离职交接表》等一系列离职材料的真实性，主张代签离职材料的“张某”是公司人力资源部门为其指定的“离职手续代办人”。就此，老刘提交了与公司人力资源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往来为证。电子邮件显示，2016年2月21日，老刘因“个人发展考虑”提出离职申请，要求解除双方劳动关系；2016年2月22日，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回复电子邮件称，由于老刘在上海办事处工作，故为了避免交通往返负累，老刘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离职手续，现电子邮件附件中提供有一份《离职办理委托书》，如老刘同意按照附件中《离职办理委托书》所载内容，委托“张某”全权办理相应离职手续，那么老刘需将《离职办理委托书》下载、签字后快递回公司。公司收到快递后，就可以由“张某”代为办理离职交接等系列手续。考虑到京沪两地往返的时间、交通成本，老刘同意了公司的建议，签署了《离职办理委托书》并快递回公司。由此，即出现了“张某”代老刘签署的《离职交接表》等一系列离职材料。

    庭审中，软件公司认可了以上电子邮件往来的真实性，确认“张某”为公司的工作人员。但软件公司主张老刘签署《离职办理委托书》委托“张某”全权代办离职手续即意味着“张某”是老刘的代理人，二人间构成民事法律上的代理关系，代理人“张某”代为签署的所有文件的法律效果应归属于老刘。而老刘则表示“张某”在代签离职材料时，并未与本人沟通，因此“与公司再无劳动争议纠纷”的表示并不是老刘的真实意思表示；离职后之所以提起劳动仲裁、诉讼，主要是因为公司没有支付2015年年终奖，因此，如果可能，还是愿意与公司协商一次性解决双方间所有劳动争议纠纷的。

最终该案在法院组织下达成调解，软件公司向老刘支付一次性调解款2万元，双方间再无劳动争议纠纷。

【案情分析】

本案中，涉及如下几个法律问题。

    其一，是“代理”问题。按照《民法通则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，公民、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；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，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；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，承担民事责任。因此，本案中，“老刘”确实可以依法委托他人代为办理离职手续，代理人所签署的相关材料依法对“老刘”产生拘束力。故在老刘签署《离职办理委托书》，同意“张某”作为自己代理人的情况下，“张某”的代理人身份并不因“张某”本身的员工身份而受影响，也不因 “张某”是软件公司向老刘推荐的代理人而受影响。

    其二、是“代理权限”的问题。代理权限，即代理人委托他人代为办理的事项范围，或者说是“代理人”合法行使“代理权”的界限。本案中，虽《离职办理委托书》载明“全权代为办理离职手续”，但从法律层面，“全权”一类的“代理授权”并不严谨。因此，考虑到“双方再无劳动争议纠纷”是对劳动者重大实体性权利的放弃声明，如需要判断上述“代理声明”的效力，仍需要进一步核实代理人“张某”的代理权限等问题。如，“张某”有无在签署离职手续时与老刘沟通、老刘知情后有无作出过追认或及时提出异议等等。

    综上，劳动者由于身体原因、生活原因确有权依法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，代为办理离职手续。但劳动者在选任代理人时，需谨慎选择代理人人选并以书面方式明确代理权限范围，避免由于代理人选任不慎重、代理授权不明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和纠纷。相应的，在遇到劳动者“委托他人办理离职手续”时，亦建议用人单位以电子邮件、电话等方式与劳动者取得直接联系，对代理人的身份、代理人的权限、尤其是代理人有无作出“一次性解决双方劳动争议纠纷”的权限作出核实并留存相应证据材料，以避免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就“劳动关系解除”问题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。